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，公元 1885 年 9 月 5 日，74 岁的左宗棠病逝于福州皇华馆行营。那几日福州风雨大作，他时任钦差大臣，督办中法战争军务，中法和约的条款已经落定，这位一贯主战的老臣，病势急剧加重。
临终前，他口授遗折，由次子孝宽在榻前笔录，折中有这样的话：“越事和战，中国强弱一大关键也。
臣督师南下，迄未大伸挞伐，张我国威，遗恨平生，不能瞑目。”
噩耗传到北京，朝廷随即降下恤典：追赠太傅，照大学士例赐恤，赏治丧银 3000 两，由福建藩库拨给；赐祭一坛，加恩予谥 “文襄”，入祀京师昭忠祠、贤良祠，并准在湖南原籍及立功各省建立专祠，生平政绩宣付史馆。
后世流传不少故事，说慈禧听闻死讯，第一时间派人查抄他的家产，又对着李莲英感慨寒心。翻检清宫档案和左宗棠本人的家书文集，并没有 “密旨查抄”“感慨寒心” 这类记载。
但清廷确实按惯例清点了一品大员的身后财产，结果让时人感慨。
清点所得：白银约 2.5 万两，田屋房产 9 处。9 处房产散布在湖南等处，大多是乡间普通村舍、祖田祖坟，一部分还是他出山做官之前就置办的旧居，真正像样的，只有长沙一处宅院。
一位常年手握巨额军费、历任浙江巡抚和闽浙、陕甘、两江总督的封疆大吏，身后家底仅此而已，放在晚清官场，格外刺眼。
同治、光绪年间，封疆大吏积累丰厚私产是普遍现象，像李鸿章这样身后家资巨万者并非个例。左宗棠在西北用兵前后十余年，经手军费数以千万计，却几乎没有为自家增殖产业。
他的合法收入并不低，仅养廉银一项，每年就有两万余两。可这笔钱极少流进自家。有记载说，他在自家用度上每年只拿出约 200 两，平日里 “夜饭不荤”，粗茶淡饭。
他在家书中反复交代子女：“我廉金不以肥家，有余辄随手散去，尔辈宜早自为谋”，又告诫 “做官不要钱，乃本分事”“一芥不取，一尘不染”。次子孝宽想修缮家中旧屋，也遭他来信痛骂，说贫寒人家子弟，不该沾染铺张习气。
俸银和养廉银去了哪里？史书记载得很清楚：闽浙受灾，他拿养廉银赈济灾民；1869 年湖南发水灾，他捐银上万两；1877 年陕甘大旱，他又慷慨解囊。
部下刘典病逝，家中无以为养，他自掏 6000 两为其治丧安家，明确交代这笔钱 “均应由弟廉项内开销，不损公款分文”。
湘阴老家的试馆、书院，他多年捐助膏火，让乡里子弟有书可读。对家人他却近乎苛刻，有一段日子，家中十几口人用度极俭，夫人患病一度无钱买药。
老友胡林翼看不过去，写信给湖南巡抚，请他每年筹 360 两银赡济左家，信里写道：“左公不顾家…… 公一钱不私于己，不独某信之，天下人皆信之。”
大约 10 年前，光绪元年（1875 年），他受命督办新疆军务。彼时阿古柏盘踞天山南北，沙俄强占伊犁，有人主张 “新疆贫瘠，弃之无妨”。
左宗棠力主西征，在国库空虚、协饷不继的情况下，由红顶商人胡雪岩牵线，先后向外国银行借得大笔款项，以海关税收作抵，才勉强维持粮饷。
光绪六年（1880 年），年近古稀的他抬棺出关，从肃州启程，亲率亲兵千余人 “舆榇出关”，跋涉二十余天抵达哈密，把大营扎在台，统筹备战伊犁。
他下令军民沿驿道广植杨柳，部下杨昌浚赋诗：“上相筹边未肯还，湖湘子弟满天山。新栽杨柳三千里，引得春风度玉关。” 哈密至今还保存着两百余株百年 “左公柳”。
有统计称，整个西征前后耗银约 5000 万两，接近清廷一年财政收入的一半，他经手的每一笔都记在军费账上，没有一分落进自家。
西征之后，他一度入京，又出督两江，再到福州督师，直到病逝。无论官做到多大，生活始终简朴。因为家中没有丰厚积蓄，办理丧事，仍要依靠朝廷赏的 3000 两治丧银。
光绪十二年（1886 年），灵柩由闽江转湘水走水路归葬湖南，行程约半个月。沿途不少百姓自发摆一碗清水、几支香送别。
有随行记录提到，有当地老人说自己的儿子当年跟随西征部队，得以平安归来。这类民间口述不见于官方文书，却也能窥见民间的感念。
下葬于长沙跳马镇白竹村后，清廷依例给予各项哀荣。福州百姓为他送挽联：“数千里荡节复临，山重水复，半壁东南资保障；亿万姓轺车争拥，风清霜肃，十闽上下仰声威。” 曾国藩当年叹 “国幸有左宗棠也”。
后世史家也有评价流传：自唐太宗以后，对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功劳最大的人，要数左宗棠。
一个手握军政大权数十年、经手军费数以千万计的老臣，身后留下的不过是 2.5 万两白银和几处旧屋。
他一辈子没图过什么好处。这事搁在今天，估计还是有人不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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